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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泰戈尔来华为什么不受欢迎?刚到中国遭批判,上台演讲遭“闹场”

    原标题:泰戈尔来华为什么不受欢迎?刚到中国遭批判,上台演讲遭“闹场”

    95年前的今天,1924年4月12日,印度诗人、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-泰戈尔访问中国抵达上海,次日在慕尔鸣路32号应上海各学术团体邀请发表演说,后访问杭州、南京、济南、北京、太原、武汉等地,并发表演说,于4月30日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日本。

    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而我已经飞过。”这句意味绵长的诗句,出自泰戈尔的?#35835;?#33828;集》。可是,这位印度大诗人1924年对中国的首次访问,掀起了波澜,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仰慕中国传统文化的泰戈尔没有料到,彼时,左右分野日趋明显的中国思想文化界,会给予他“冰火两重天”的待遇,礼赞有之,挞伐的声音同样响亮。

    刚到中国即成批判对象

    1913年,泰戈尔因诗集《吉檀迦利》获诺贝尔文学奖,成为首位将此殊荣收入囊中的东方人。不过,英语流利的他对同属东方文明的中国兴趣更为浓厚,曾有言:“我年轻时便揣想中国是如何的景象,那是念《天方夜谭》时想象中的中国,此后,那风流富丽的天朝竟成了我的梦乡。”

    1923年,泰戈尔派助手去中国磋商访华事宜,得到梁启超等积极响应,一群中国文化人组织的“讲学社?#20445;?#36805;即向泰戈尔发去邀请函,差旅费由中方包办。

    1924年4月12日,诗人抵达上海,全程陪同并担当翻译的是“海归”徐志摩。欢迎会上,面对1200多位社会贤达,泰戈尔慷慨陈词:“余之来也,非旅行家,非传教者,实为求道,故余所携,惟敬与爱,余居中国,如居古庙,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,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,惟世界日趋败坏,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,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。”

    深受亚洲传统文化影响的他不忘?#24247;鰨?#35201;晓得幸福便是灵魂的势力的伸张,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,是万万犯不着的。”

    泰戈尔的成长过程,与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基?#23601;健?#35775;华之前,他曾在香港?#24951;?#21360;度雇员欺压华人劳工的场面,为前者甘为英国宗主“打下手”的行径义愤填膺。在他看来,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上,需要东方的精神智慧来补救。

    ?#27426;?#26469;到各派思?#26412;?#28872;碰撞的中国不久,泰戈尔便逐渐发现,这样的立场并不能得到知识?#25758;?#30340;广泛?#36132;?#21382;经五四运动洗礼,许多中国年轻人相信,“西学”远比东方的“糟粕”优?#20581;?/p>

    ?#19978;?#32780;知,这些人对泰戈尔赞颂传统文化毫无兴趣,反倒对这个“保守派”大加讨伐——抵达中国几天后,就有听众冲诗人高喊口号,“亡国奴,请回吧!”

    事实上,包括梁启超在内的“东方文化派”人士,一?#36125;?#22312;舆论的风口?#24605;猓?#27888;戈尔既是受这些人之邀来华,不免成为左翼人士抨击的目标。

    茅盾早年曾翻译过泰戈尔?#38393;?#20316;,但1920年以后,他的立场已明显左转,担心泰戈尔会给中国青年带来“不?#21152;?#21709;”。为此,他撰文称:“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;也不欢迎创造诗的灵的乐园、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泰戈尔……我们以为,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,处在两重压迫——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专政——之下的时候,惟?#22351;?#20986;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。”

    早年对泰戈尔尊崇有加的郭沫若,也借《泰戈尔来华的我见》一文与前者“划线?#20445;骸?#19968;切甚么梵的现实,我的尊严,爱的福音,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、椰子酒;无产阶级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。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毒物。”

    林语堂则嘲弄说,泰戈尔以已亡国的国民的身份,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,本身就不够格。

    在京演讲屡遭“闹场”

    在一片争议声中,泰戈尔继续在中国的旅程。4月23日抵达北京,蔡元培、梁启超等均在前门火车站等候。

    废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?#24951;?#22238;忆:“泰戈尔来中国之时,正值外国影响(主要指苏联十月革命)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作用之际,这使他的访问陷入困?#22330;?#25105;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看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前,不应离开北京。”

    两周后的5月7日,泰戈尔在异乡度过了63岁生日。梁启超的贺辞热情洋溢:“今天,我们所敬爱的天竺(印度的别称)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(中国的别称)过生日,我用极诚恳、极喜悦的?#37027;椋?#23558;两个国名联结起来,赠给他一个?#26053;?#21483;‘竺震旦’!”泰戈尔欣然接过名家篆刻的“竺震旦”印章,徐志摩也同?#21482;?#22240;携手登台,以泰氏的名剧《齐德拉?#20998;?#20852;。

    5月9日,泰戈尔应邀介绍青年时代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经历,演讲地点选在东安市场内的真光影戏院。“余虽年老,但并非一腐朽时代精神之代表,余之革命的精神,犹如昼夜不息之流水。余不惟不知老之将至,?#26234;?#33258;视为一活泼之幼童焉。”这番话隐约透出为自身辩护之意——原来,4月28日他在先农坛演讲时,有人在会场散发抗议传单,指责泰戈尔“主张以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,主张以静制动,反对以暴力驱逐暴力。”

    5月10日是周末,演讲即将结束时,抗议者再度现身并抛洒“送泰戈尔”的传单,大致内容为:“古代中国压榨人民,妇女?#22351;?#20301;……泰戈尔却想把我们带回过去的年代;我们的农业和工?#24503;?#21518;,泰戈尔却责备我们过度的物质文明……现场顿时骚动起来,有人斥责抗议者,并把传单撕碎扔到他们身上。泰戈尔虽?#26376;?#19981;快,?#25925;?#22362;持到了活动散场。

    5月12日的演讲前,首先出场的换成了徐志摩,他想替泰戈尔“主持公道”。“说远?#22351;悖?#20182;的使命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。?#21040;坏悖?#20182;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……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,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……所?#28304;?#20170;天起,所有已经?#32423;?#30340;集会,公开与私人的,一概?#24223;?#20182;今天就出城去静养……”徐越说越气,最后竟宣布“罢译”。?#21592;?#30340;胡适见势不妙,赶忙出手“救场?#20445;?#33258;己?#30171;?#36215;了翻译。

    泰戈尔的最后一站是山西。临行前一天即5月19日,梅兰芳专程为他表演新编京剧《洛神》,两人?#22815;?#36192;诗句。深受泰戈尔影响的冰心后来回忆道,“泰戈尔离开北京的时候,他很留恋。我的朋友问他:‘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没有?’他惆怅地说:‘除了我的?#38393;?#22806;,没有忘了带的东西!’”

    有趣的是,行伍出身的山西“土?#23454;邸?#38414;锡山,晚年时也曾提及当年和泰戈尔面谈的情况——泰戈尔告诉他,从上海到天津、北京,一直没能看见中国文化。阎锡山则回应道,在太原也看不见,到乡间或许能看见,“这样,泰先生就委托一位英国人,在乡下考察了6个月。”泰戈尔本来还打算拜会孙中山,因后者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,未能成行。

    一个半月的时间转?#24067;词擰?月29日,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轮前,泰戈尔在《告别辞》中表?#35835;四?#24515;的些许不安:“你们一部分国人曾经担着?#20999;模?#24597;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?#24452;?#30151;,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?#25163;?#20041;的强悍的信仰。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?#38393;?#21531;,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,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。”

    舌战背后是思想分歧

    即便如此,中国文化界对泰戈尔的非议,并?#27492;?#30528;他的离去而平息。陈独秀早在1915年便翻译了《吉檀迦利》中的4首诗,在泰氏回国前夕,他抛出了“泰戈尔在北京没说过一句正经”的论调,火药味十足。这倒不足为怪——早在1918年,陈独秀就宣?#36857;骸?#33509;是决计革新,一切?#21152;Ω貌?#29992;西洋的新法子,不能拿什么国粹、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?#25671;!?/p>

    泰戈尔在华期间,鲁迅始终冷眼旁观,未与之会面,也未发一言。不过,1924年11月,这位左翼文坛的旗手,?#25925;?#22312;《论照相之类》一文中抒发了自己的见解:“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,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……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,化为‘竺震旦’,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,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,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,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,也仍旧只有那巍?#22351;?#25346;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‘天女散花图’或‘黛玉葬花图’。”

    泰戈尔“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?#20445;?#19982;他不经意间卷入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、东西文化之争、科学与玄学之争有很大?#19978;怠?#27491;如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·森所?#31119;?#27888;戈尔获?#21040;?#21518;被西方知识界的赞扬所误?#36857;?#20351;他觉得自?#26477;?#36127;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,他1924年带着这一使命访华,恰巧当时中国不少知识分?#24551;?#21521;于扬弃东方文明而效法西方,?#37027;?#28608;动的泰戈尔和同样激动的中国知识界对话,观念冲突在所难免。”

    1929年6月,泰戈尔再次路过上海,面对前来迎接的少数中国友人,?#34892;?#24847;兴阑珊。郁达夫回忆,徐志摩当时?#37027;?#23545;他说:“诗人老去,又遭了新时代的摈弃,他老人家的悲哀,正是孔子的悲哀。”两年后,徐志摩赴印度为泰戈尔庆祝70大寿,并?#32423;?#21518;者80大寿时再来。?#19978;?#19990;事无常,1931年11月19日,徐志摩在旅途中?#22815;?#32633;?#36873;?/p>

    终此一生,泰戈尔再也未能前往中国游历,只得在文字中抒写对古老邻邦的复?#24551;?#24875;。1941年,诗人在病榻上口述完成了最后一首和中国有关的作品:“我取了中国名字,穿上中国?#36335;?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:/我在哪儿找到朋友,/便在哪儿获得新生,/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。/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……”此后不久,他便溘然长逝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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